今年3月，拖了23年之久的“美国之音”性歧视案的结案震惊了世界，美国政府为这起性别歧视案付出了5亿多美元的代价。但人们对这一起案子的来龙去脉知道的并不多，而对率领1000多名女性历尽千难万苦最终打败美国政府的卡洛斯·布拉迪知道的就更少了。那么，布拉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现年52岁的卡洛斯·布拉迪一说起美国传媒鼓吹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她说：“他们大肆鼓吹自己的国家言论自由，机会平等，但事实情况绝非如此。”但她说，自己过去没有，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女权活动家。不过，她认为平等却不是嘴上说说的事。
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女权运动兴起又衰落的10年，大街上烧乳罩的情景曾经让人们震惊一时，但随后人们又习以为常了。1969年，贾梅尼·格丽尔所写的《女太监》一书也曾轰动一时，但很快就被更多这类话题的书籍淹没。和大多数妇女一样，卡洛斯也已经习惯了女人就应该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观点。
布拉迪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：女性不如男性，而她就是一位女性，所以她也一样不如男性。她出生在密西西比一个小地方，并一直在那里长大，那个地方的妇女整天的工作就是做做蛋糕，缝缝被子。上高中时，布拉迪想成为一名跳高运动员，但她的母亲却告诉她说，女孩子不应该做运动员。
于是，布拉迪在19岁就结婚了。婚后的她没有想过要在外干一番大事业。她说：“我被培养成了一名典型的‘美国小姐’，我学会了泡茶，跳舞，弹钢琴。”
但是，这一切在布拉迪经过了一次招聘面试后，都改变了。那是1977年，布拉迪时年29岁。当时美国新闻署属下的“美国之音”公开招聘，条件非常优秀的布拉迪参加了面试，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因为是女人，她被无情地拒之门外，失去了在“美国之音”工作的机会。那次面试差点把她的肺气炸了，这股怒火一直燃烧了23年都无法熄灭。布拉迪要应聘的职位是做文案，主要是为杂志写新闻特写。负责面试的是一名叫罗伯特·克伦戈尔德的男人，他告诉布拉迪说，这本杂志是一本生活杂志，内容涉及许多话题，其中包括橄榄球，他问布拉迪：“你知道什么是橄榄球吗？”然后他又说：“我们的这个职位需要的是个男人。”
直到今天，一回想起这件事，布拉迪还义愤填膺。“他直接大声冲着我说了这些话，没有一丝笑容，没有一点犹豫，”布拉迪回忆说，“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将这份工作让一个女性去做，我提出应聘后，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见我一面，做做样子。”布拉迪是一位个子高挑，喜欢开玩笑的女人。她还很有幽默感，是个乐天派，也正是这一切使她可以挺过这二十多年的漫漫征程。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这份工作，因为我以前也曾受到过这样的待遇。作为女人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一桩诉讼拖了23年，这真是个大问题，”布拉迪说。“90年代的人很难对60年代人们的实际际遇有所认同。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女性是多么受歧视。”
布拉迪的第一任丈夫是位律师。在面试遭拒绝后，布拉迪告诉了丈夫自己的遭遇，并说自己想告“美国之音”性别歧视，丈夫十分支持她的想法，并为她起草了一份诉状。他还为妻子找了一位律师。这位年轻的律师叫布鲁斯·弗雷德里克森，刚刚出道。弗雷德里克森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份诉状，并同布拉迪一道整整坚持了23年。
布拉迪称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位“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”。弗雷德里克森接这件案子没有收一分钱。他心里清楚，如果打赢了这场官司，美国政府将付这笔官司的所有费用，而如果他输了，那么他将一无所有。
弗雷德里克森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油轮一样，在冲向冰山前已经没有了退路，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去，欲与美国政府见个高低。23年中，“美国之音”和美国新闻署一直雇佣3名律师应付布拉迪和其他女性的这个案子，为这个案子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，每天飞向弗雷德里克森小小的律师事务文件像雪片一样。
后来，布拉迪在另一家公司找了份工作，这份工作每年的薪金比那家杂志承诺的薪水大约低7000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她在自己的上诉被驳回后又向更高一级法庭提出了上诉。但是她的申诉无人理睬。卡特1977年当选为总统后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布拉迪很久以后才明白，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，没有哪个政治家会对妇女争取平等的事业感兴趣。
里根政府是最强硬的政府，但是他们的强硬对付的是苏联，而不是国内的性别歧视问题。比尔·克林顿是靠妇女的选票才得以当选的，他在竞选时对女性许下了诱人的承诺，但是在当选后，他的承诺打了水漂。到了第二任期，他的工作重点是莱温斯基个人，对于20多年前发生的事，他已经顾不过来了。身为女性的詹妮特·雷诺成为司法部长后，人们曾经对性别歧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但是司法部还是拼命地打压布拉迪。布拉迪说：“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获胜，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署就是一张大网，没有人能够突破这张网。现在的情况仍旧如此。”
布拉迪对弗雷德里克森为她们做出的一切十分感动。她说：“对布鲁斯，我可以说是感激极了。他被牵扯了进来，没有一点回头的余地。他要应付的是一支强大的政府力量，他冒了极大的风险，那么多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。”
这场案子是从1978年开始审理的。第二年，负责此案的里奇法官驳回了她的诉讼，于是她马上又提出上诉。
弗雷德里克森在办案过程中很快发现了一点，那就是如果政府部门是男性的天下，那么法庭就是沙文主义的堡垒。布拉迪说，负责法案的查尔斯·里奇法官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已经60岁了，无法从一位女性的角度看问题。可以说，性别歧视案件仍是个新的领域，相关法律程序还不完善。
直到1984年，这个案子被移交到上诉法庭，在上诉法庭，3位要开明得多的法官否决了里奇法官的裁决，并将此案发回到里奇处，告诉他重判此案。布拉迪终于获胜了。这时候布拉迪的案子中还没有政府的律师介入。
（上，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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